李建国又一次被电话铃声从梦中惊醒。
凌晨两点十七分，手机屏幕亮得刺眼，上面跳动着的“妈”字像一根针，直直地扎进他的太阳穴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看了一眼身旁被吵醒的妻子王秀兰，她翻了个身，用被子蒙住了头。什么话都没说，但那个背影里写满了厌倦。
“建国啊，你弟弟他们一家出去旅游了，妈这边水管漏水，你赶紧过来看看。”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又急又尖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感。
李建国握着手机沉默了两秒。窗外正下着大雨，从城东开到城西至少要四十分钟，明天还要早起赶一个项目标书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“妈，明天行不行”，话还没出口，母亲就像长了千里眼似的补了一句：“你要是忙就别来了，让妈一个人淹死在家里算了。”
这话就像一根绳子，精准地套在了李建国的脖子上，然后猛地一收。他仿佛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，然后认命地开始穿衣服。
王秀兰终于忍不住了，猛地坐起来，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带刺：“李建国，你妈家水管漏水，你那个弟弟一家子是有手有脚的吧？他们出去旅游就是天大的事，你加班加点给她当牛做马就是活该？你妈眼里有你这个儿子吗？”
李建国没有吭声，穿好鞋拿上车钥匙就走了。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王秀兰把枕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
雨刮器开到最大档，前挡风玻璃依然是一片模糊。李建国握着方向盘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上个月弟弟李建军一家去海南玩，发了条朋友圈，九宫格照片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母亲第一时间点了赞，还在月的班，累得胃出血住院，母亲一个电话都没打来，最后还是王秀兰请了假在病床前守着。
这些事情不能细想，一想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咸混在一起，最后只剩下一种苦涩的味道在嘴里化不开。
到了母亲家，李建国浑身湿透，检查了一圈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水龙头松了，拧紧就好。母亲站在旁边看着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你弟弟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请了假出去玩一趟，妈不能拖他后腿。你反正离得近，帮帮忙怎么了？”
李建国拧紧最后一个螺丝，蹲在地上没有立刻站起来。他想说，妈，我住在城东，从城东到城西要跨过整个市区，这叫离得近？弟弟住在隔壁小区，步行不到十分钟，那叫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这些话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说出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从小到大，这些话他说了没有一千遍也有八百遍，结果永远是那一句——“你是当哥的，让着弟弟怎么了？”
他站起来，把工具收好，说了句“妈，我走了”就往外走。母亲在后面喊：“等一下，把这个月的赡养费给我，你弟弟最近手头紧，妈拿我的那份补给他了，你可不能少给。”
李建国的脚步顿了顿。他每个月的赡养费从来都是按时打到母亲卡上的，一分不少。而弟弟那份，十年里按时给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母亲嘴上说替他垫了，实际上那些钱还不是从父母自己的退休金里扣出来的？他攥了攥拳头，最终还是从皮夹里数出十二张红票子，放在了鞋柜上。
回到车里，他没有立刻发动。雨渐渐小了，车窗上的水珠慢慢汇聚成一道道细流，像极了某种无声的泪水。他想起小时候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每次吃鸡，两只鸡腿永远是弟弟的。他问过一次，妈妈说：“弟弟小，你让着他。”后来他不再问了。再后来他工作了，第一次发工资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衫，母亲接过来看了看，说“颜色不太好看”，然后转头就拿去换了一件款式给弟媳。
这些记忆像一块块砖头，经年累月地砌成了一道墙，把他和那个叫做“家”的地方隔开了。
故事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。
李建国出生那年，父亲李德厚在镇上的砖瓦厂上班，母亲张桂兰在家务农。那时候日子苦，但李德厚常说一句话：“再苦不能苦孩子。”夫妻俩省吃俭用，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。李建国也确实争气，从小学到中学，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几名，奖状贴满了半面墙。
三年后，李建军出生了。这个弟弟和哥哥截然不同，从小就机灵嘴甜，见人就叫叔叔阿姨好，一张小嘴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。张桂兰对这个小儿子的偏爱，从襒褓时期就开始了。李建国记得很清楚，弟弟发烧到三十八度，母亲急得连夜抱着他走了五里路去镇上的卫生院。而他七岁那年发高烧到四十度，一个人躺在床上浑身发抖，母亲摸了摸他的额头说：“没事，多喝点热水就好了。”
不是不爱，只是爱是有配额的。在那个四口之家里，爱的分配从来就不是平均的。
李建国十二岁那年暑假，父亲在砖瓦厂出了事故，摔断了腿，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塌了。母亲一个人既要照顾父亲，又要种地，还要拉扯两个孩子，日子难过得像拧干的毛巾，再也挤不出一滴水来。那时候李建国刚考上镇上的重点初中，学费虽然不多，但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来说依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
张桂兰坐在堂屋里，对大儿子说：“建国啊，要不你别念了，去镇上找个活干，帮衬帮衬家里。”
十二岁的李建国站在堂屋门口，阳光从身后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低着头，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。他知道，如果今天是弟弟面临同样的处境，母亲一定会砸锅卖铁供他读书。但他没有问为什么，因为他早就知道答案。
从那以后，李建国的人生轨迹就彻底改变了。他去镇上的汽修厂当了学徒，十四岁就能独立修发动机，十六岁成了厂里最年轻的技工。他把每个月挣的钱一大半都寄回了家，自己只留下够吃饭的钱。十九岁那年，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，开始跑运输，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，日子才算慢慢好起来。
而弟弟李建军呢？书念得一塌糊涂，初中毕业就不肯再读了。张桂兰舍不得让他去打工，说“弟弟身子骨弱，干不了体力活”，于是李建军就心安理得地在家啃老了好几年。后来李建国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厂里的工作，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嫌累不干了。再后来李建国出钱让他学了驾照，又把自己的旧车给了他跑网约车，干了半年嫌来钱慢，又把车卖了。
每一次，李建军搞砸了什么事，最后收拾烂摊子的都是李建国。而张桂兰永远是那句话：“你是当哥的，他不找你找谁？”
李建国二十五岁那年认识了王秀兰。王秀兰是个实在人，在超市当收银员，长得不算漂亮，但心肠好，手脚麻利。两个老实人凑在一起，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裕，但胜在安稳踏实。结婚的时候，张桂兰说家里拿不出钱来，李建国也没指望家里，用自己的积蓄简单办了几桌酒席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买。
婚礼那天，张桂兰穿得比新娘子还喜庆，从头到脚都是新买的。李建国后来才知道，母亲身上的那套行头花了三千多块，是弟媳陪着去挑的，用的还是他平时寄回去的家用。
王秀兰嫁过来之后才知道这里面的水深。第一年过年，张桂兰给孙子包红包，老大这边两个孩子一人一百，老二那边一个孩子五百。王秀兰当场脸色就不太好看了，但看在过年的份上忍了。可是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，从此以后逢年过节，两边的待遇从来就没有平等过。
最让王秀兰不能忍的是那年分家的事。李德厚退休后，老两口商量着把家里的老宅和几亩地分了。按道理说，李建国这些年往家里贴了多少钱，谁都看在眼里，就算是论功行赏也该多分一些。可张桂兰的话说得明明白白：“建军两口子没正式工作，日子过得紧巴，老宅就给他们吧。建国你条件好，不差这点东西。”
条件好？李建国当时开的还是一辆跑了快二十万公里的旧车，住的房子每个月要还三千多的房贷，物流公司的生意时好时坏，哪一样不是他自己拼出来的？而弟弟李建军两口子，住的虽然是老宅，但张桂兰出钱装修了一遍，连家具家电都给配齐了，前前后后花了不下二十万。这些钱从哪来的？大部分都是李建国这些年寄回去的。
那天晚上回到自己家，王秀兰哭了一场，不是为自己哭，是为李建国哭。她说：“李建国你就是个傻子，你把心掏出来给他们，他们嫌血淋淋的不好看。你弟弟放个屁他们当成龙涎香，你当牛做马他们觉得是应该的。你到底图什么？”
李建国坐在沙发上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烟雾缭绕中他想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是生我养我的爹娘。”
王秀兰听完这句话，眼泪更凶了。她不是不明白丈夫心里的那根软肋，她只是心疼。心疼这个男人从小到大都被当成可以牺牲的那一个，心疼他拼尽全力去讨好永远也讨好不了的人，心疼他在这个所谓的家里从来都不被当成一个真正的儿子，而是像一个永远在还债的债务人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李建国依然每月按时打钱，逢年过节带着妻儿回去吃饭，老两口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到场的永远是他。而弟弟李建军呢，来去如风，高兴了来吃顿饭，不高兴了电话都不接。可奇怪的是，张桂兰提起小儿子的时候永远是一脸慈爱：“建军这孩子就是太忙了，他也不想这样。”提起大儿子的时候则永远是抱怨：“建国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死板了，跟他说话没意思。”
这种区别对待，在母亲六十大寿那天达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。
寿宴是李建国一手操办的，订了镇上最好的饭店，请了亲朋好友坐了六桌。他特意从市里请了一个专业摄影师来拍照，还订了一个三层的寿桃蛋糕，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万块钱。王秀兰心疼得直抽冷气，但李建国说：“妈六十大寿，就这一回，该花的钱不能省。”
寿宴那天，李建军姗姗来迟，手里提着一个超市买的果篮，上面还贴着价签，二十八块六。张桂兰接过去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，拉着小儿子的手说：“来就来呗，还买东西，花这冤枉钱干啥？”转头看见李建国在那边招呼客人，张口就说：“建国，你弟弟来了，赶紧给他找把椅子坐，别让他站着。”
整个寿宴上，张桂兰跟小儿子一家人有说有笑，举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，跟人介绍说“这是我小儿子建军，在省城做生意的”，言语间全是骄傲。而大儿子李建国从头到尾都在后厨和前台之间跑来跑去，协调上菜、安排座位、照顾老人小孩，忙得满头大汗，连口热饭都没顾上吃。
寿宴结束的时候，李建国在前台结账，刷了两万三千八百块。李建军搂着老婆孩子的肩膀从门口走过，冲他摆了摆手说：“哥，我们先走了啊，妈那边你送一下，我车坐不下了。”
张桂兰站在饭店门口，看着小儿子一家开车走了，转头对李建国说：“你弟弟最近工作压力大，看着都瘦了，你当哥的多关心关心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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